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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創齊聚倫敦與政策制定者對話 聚焦AI監管與資金挑戰

超過30家英國新創代表齊聚倫敦,向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提出五大關鍵訴求,強調監管透明度、AI風險框架與資金取得,將決定英國科技生態系能否從創業邁向規模化的關鍵轉折點。

英國新創齊聚倫敦與政策制定者對話 聚焦AI監管與資金挑戰

為何「與政策對話」成為新創的生存必修課?

簡單回答:因為監管成本已從「背景雜音」變成「生存門檻」。 對於年營收可能不到百萬英鎊、團隊僅十餘人的新創而言,模糊的AI倫則指引、昂貴的標準必要專利(SEP)訴訟,或是突如其來的資料本地化要求,都可能瞬間耗盡寶貴的現金流與工程資源。新創不再能只專注於產品與市場契合(Product-Market Fit),他們必須提前預判政策風險,並主動參與規則制定。

過去,科技監管對話往往由Google、Meta、Apple等科技巨頭主導,他們的法遵團隊龐大,甚至有專職的政府關係部門。然而,巨頭的利益與新創時常並不一致。例如,巨頭可能樂見嚴格的資料合規要求,因為這能築起資本與技術的護城河,阻擋資源較少的競爭者。根據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2025年的報告,超過67%的歐洲AI新創認為,現行歐盟的監管討論過度反映大型企業的遊說立場,未能考慮到中小企業的實作成本。

這次由「競爭科技協會」(ACT)組織的遊說行動,標誌著一種更集體、更專業化的新創政治參與模式。36位創辦人代表的不只是30家公司,而是一個僱用超過40萬人、驅動顯著經濟產出的生態系。他們傳遞的核心訊息是:「監管與投資是一體兩面。」 一個不可預測、成本高昂的監管環境,將直接嚇阻風險資本的投入。英國政府若真想提升競爭力,就必須打造一個能讓小型科技團隊蓬勃發展的環境,而非僅是慶祝創業數字的成長。

下表比較了新創與大型科技企業在面對監管時的主要差異與挑戰:

維度新創公司 / 中小企業大型科技企業
法遵資源極度有限,常由創辦人或工程師兼職處理擁有數百至數千人的全球法遵與公共政策團隊
風險承受度單一重大合規失誤可能導致公司倒閉能承受巨額罰款,並將其視為營運成本
監管參與能力難以個別發聲,需依靠協會集體行動能直接、持續地與全球監管機構進行高層對話
對監管變化的彈性低,產品架構與商業模式調整空間小高,擁有足夠工程與法律資源進行全球調整
核心訴求監管透明度、可預測性、過渡期與成本控制市場穩定性、法律確定性、以及影響規則制定以維持優勢

AI風險框架:如何在創新與監管之間找到「黃金平衡點」?

這是所有AI新創最關切的核心議題。 英國新創明確要求建立一個「基於風險的AI監管框架」。這句術語背後的深意是反對「一刀切」的監管模式。他們希望監管力道應與AI系統實際造成的風險等級成正比,而非對所有AI應用施加同等沉重的合規負擔。

以歐盟的《AI法案》為例,它對「高風險」AI系統(如用於招聘、信用評分、執法的AI)設定了嚴格的事前合規要求,包括風險管理、資料治理、技術文件記錄與人類監督等。對於一家開發醫療診斷AI的新創,這或許是必要的。但對於一家利用AI優化餐廳訂位管理或個人化健身計畫的新創,同樣的規範就顯得過度且成本高昂。英國新創希望政府能定義得更精細,並為低風險應用提供「監管沙盒」等試驗空間。

更重要的是,監管的「可預測性」比「嚴格性」更重要。 新創能夠為已知的規則做準備,卻無法在不斷變動的指導方針中規劃長期研發路線。英國在脫歐後,擁有自主制定數位規則的空間,這既是機會也是風險。機會在於可以打造比歐盟更敏捷、更親商的監管環境,吸引全球AI人才與資本。風險在於若制定失當,反而會讓英國市場成為國際業務的「合規孤島」。

根據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的調查,僅有29% 的英國AI中小企業表示對當前的監管發展方向「非常有信心」。不確定性正在延後投資決策。因此,這次對話中,新創帶去的不是抽象原則,而是具體的實作痛點,例如:訓練資料的版權豁免邊界為何?開放原始碼AI模型的發布責任如何界定?這些都是亟待政策釐清的實務問題。

資金與專利:扼住新創喉嚨的兩隻手為何難以鬆開?

資金是燃料,專利是路障。 新創的第一大訴求直指「建立更好的融資路徑」。這不僅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補助,更是呼籲系統性改革。英國雖有活躍的創投生態,但資金往往集中在後期輪次與少數明星團隊。許多具潛力的早期深度科技(Deep Tech)或B2B軟體新創,仍面臨「死亡之谷」——即產品原型完成後,到產生穩定營收前,那段最難獲得資金的時期。

改革方案可能包括:優化「企業投資計畫」(EIS)和「種子企業投資計畫」(SEIS)的稅務減免,以激勵更多天使投資人投入早期階段;設立更多針對特定領域(如氣候科技、AI安全)的政府匹配基金;以及簡化上市流程,讓達到一定規模的新創能更順暢地進入公開市場募資。目標是打造一個從天使投資、創投、成長型股權到公開市場的無縫融資階梯。

另一方面,「標準必要專利」改革是硬科技新創的生死攸關之事。 SEP是指實施某項技術標準(如4G/5G通訊、Wi-Fi、藍牙)時必須使用的專利。問題在於,SEP持有者(通常是大型電信設備商或晶片商)的授權條款往往不透明,授權費用可能高得不合理。對於一家開發物聯網裝置或邊緣AI晶片的新創,他們可能需要在產品上市前,與數十個SEP持有者進行談判,否則就面臨侵權訴訟的威脅。

這種不確定性與潛在的巨額訴訟成本,嚴重阻礙了創新。新創要求增加SEP授權的透明度(例如建立公開的授權費率資料庫),並建立更有效、成本更低的爭議解決機制(如仲裁),而非直接走向法庭。這項改革若能成功,將直接降低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車聯網、下一代通訊設備等領域新創的市場進入門檻。

下表分析了新創在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資金與專利挑戰:

發展階段主要資金挑戰主要專利/智慧財產權挑戰
種子期說服天使投資人相信未經市場驗證的技術;EIS/SEIS流程的行政負擔。釐清核心技術的專利可行性與自由實施(FTO)風險;避免在未申請前過早公開技術。
早期(A輪)證明產品與市場契合,需要資金擴張團隊與行銷;營收可能仍不足以支持估值。開始建立自身的專利組合以防禦與創造價值;面臨首次來自競爭對手或NPE(專利流氓)的專利挑戰。
成長期(B輪後)需要更大規模資金進行國際擴張或收購;估值與成長預期的壓力增大。SEP授權談判成為進入全球市場的關鍵;專利訴訟成本與風險急遽升高;需管理日益複雜的全球IP組合。
Pre-IPO/上市準備符合公開市場要求的財務與治理結構;向機構投資人講述可持續的獲利故事。進行徹底的專利盡職調查以滿足監管與投資人要求;處理可能影響上市時程的潛在IP訴訟。

數位市場競爭:保護「動態競爭」為何比拆分巨頭更實際?

新創的第三項訴求是「保護當前動態且競爭的線上數位市場」。這聽起來像是維護現狀,但實則是對潛在監管過度的一記警鐘。他們擔心的不是缺乏監管,而是「過於寬泛或模糊的政策實施」會被市場現有者(即大型平台)利用,作為打壓競爭的工具。

以歐盟《數位市場法》(DMA)為例,其本意是約制「守門人」平台,為較小的競爭者創造公平環境。但在實際執行中,平台可能以「遵守DMA」為名,進行一些表面合規但實則鞏固自身地位的改動。例如,改變API(應用程式介面)的存取規則,讓第三方服務變得更不穩定或成本更高;或者以資料安全為由,限制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的實用性。

新創要的是一個「聰明」的監管,而非「沉重」的監管。 他們希望政策能精準針對反競爭行為(如自我偏袒、不公平的資料使用),而非施加一套繁文縟節,最終拖慢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創新速度。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速度往往是他們對抗巨頭的唯一優勢。一套需要龐大法律團隊才能解讀和因應的複雜規則,本身就構成了不利於小公司的市場准入障礙。

這場對話也暗示了英國在後脫歐時代的監管路徑選擇。英國可以選擇緊跟歐盟DMA的腳步,也可以發展自己更具針對性、更注重實效的數位競爭政策。新創社群的聲音將影響這個選擇。他們的訴求核心是:監管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保持市場的「可競爭性」,讓下一個挑戰者有機會出現並成長,而不是用一套僵化的規則將當前市場結構永久固化。

隱私與安全:端對端加密為何是科技信任的不可退讓底線?

在資料外洩與國家監控爭議頻傳的時代,新創的第五項訴求——「避免削弱如端對端加密等隱私和安全保護」——顯得格外突出且原則性。這看似與商業成長無直接關係,實則關乎科技產業的信任基石。

端對端加密(E2EE)確保只有通訊的發送方與接收方能讀取訊息內容,連服務提供商都無法解密。這項技術是現代隱私保護的黃金標準,應用於WhatsApp、Signal、iMessage等主流通訊服務,以及許多需要傳輸敏感資料的企業與醫療應用中。

然而,全球多國政府(包括英國)的執法與安全機構,一直以打擊犯罪與恐怖主義為由,試圖在E2EE系統中植入「後門」或要求提供某種形式的存取權限。科技公司與隱私倡議者則強烈反對,認為這會從根本上破壞加密的安全性,創造一個可供駭客利用的漏洞,並侵蝕用戶對數位服務的信任。

對新創而言,維護E2EE有雙重意義。 首先,這是一項關鍵的產品競爭優勢與市場區隔。在消費者隱私意識高漲的市場,提供強加密的服務更能獲得用戶青睞。其次,這關乎全球業務的可行性。如果英國立法強制削弱加密,那麼總部在英國或服務英國用戶的新創,其產品將在其他堅持強加密的市場(如歐盟,其GDPR強調資料安全)失去競爭力,甚至面臨法律衝突。

新創在此議題上與大型科技公司立場罕見地一致。他們向政策制定者傳達的訊息是:「削弱安全不會讓世界更安全,只會讓所有人更脆弱,並摧毀英國科技產業的信譽。」 他們主張,執法部門應投資於傳統調查方法與前沿的數位取證技術,而非要求科技公司降低全球用戶的安全標準。

結論:從「創業國度」到「規模化帝國」,英國的監管抉擇

這場在倫敦發生的對話,其意義遠超過一次尋常的業界遊說。它標誌著英國科技生態系的成熟——新創不再是被動接受政策的客體,而是積極參與塑造未來遊戲規則的主體。他們帶來的五大訴求,精準地描繪出一個